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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金，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和Primus宏观论坛月度例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致辞并发表讲话主题演讲。
bobty综合体育刘世锦认为，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走“增量先行、新旧变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路径。它应该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建立以增长为导向的碳汇市场，全面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制。第三个支柱是建立完整的碳核算和碳账户体系。
以下是他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的主题是中国能源和经济转型的三大支柱体系以及积极的碳减排战略。
bobty综合体育首先，中国的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如何转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涉及的问题很多。我想我可以从一个角度得到启发。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增量与存量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很多问题一开始很难，但几年后自然会出现，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比如，民营经济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说是为了填补空缺，也就是在小角落里给一个位置。然而，它是非常动态和有弹性的。现已成为“五六七八九”，税收占50%，GDP占60%，科技创新占70%，就业占80%，企业数量占90%。民营经济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的整个经济如何？因此，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带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对外开放也是如此。起初，深圳等几个特区制定了三补一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国，增量成为新的存量和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的绿色能源转型应该走“增量先行、以旧换新、激发创新、带动市场”的转型之路。
bobty综合体育其中的经济逻辑是，作为传统高碳能源的存量，虽然有一定的减碳空间，但其潜力是递减的。加速上升。作为增量低碳或零碳新能源，一开始规模不大，但随着产量的扩大，成本会降低。这些产品一开始有所谓的“绿色溢价”，也就是比尔盖茨所说的，价格会高于同样的传统产品，但后期绿色溢价会降低，甚至由正转负。如果新的增量部分逐步替代旧存量部分，整体减碳成本会越来越低。
我们可以分析现实中三种不同类型的碳减排。
首先，衰变型碳还原。简单来说就是少产不产，做到少排放不排放。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例如，大约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少数地区为完成节能减排和能耗指标控制，进行了极短时间的停电。 , 属于这一类。
二是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生产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节能减排，可以在相同的碳排放量下获得更多的产出，或者可以在更少的碳排放量下获得相同的产出。以增长为导向的碳减排仍然非常积极。
第三，创新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在达到同等产量的条件下，实现低碳、零碳、负碳排放，如风能、光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能源发电，用这些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可以在达到同等产量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一方面要保增长，另一方面要减少排放。过去这两个东西是不能解耦的，现在可以解耦共存了。
以上三种减碳方式中，递减型减碳为负，增效减碳为正。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的情况下，能源和碳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随着技术和管理的进步，碳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持续改进的空间会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主要局限于现有的技术和产业框架。会有一些创新，但都是改进和改进的创新。这不是开辟新空间的新方式，也不是颠覆性创新。
在原有的能源结构中，碳生产力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使用的资源仍然是高碳的。例如，在燃煤电厂的节能减排方面，我国超超临界机组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世界领先，煤炭使用量很低，但达到一定等级后很难提升等级。成本高。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它仍然使用煤炭发电。
对于创新的减碳，我想谈谈它的五个优点。
一是跳出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开辟另一条赛道。它以新技术取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和产业。绿色转型从根本上说是改变技术，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第二，创新空间很大。创新的界限难以预测，而且常常超出我们的预期。
三是大幅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正在下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光伏发电。十年前，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展开竞争。几乎没有人相信，但光伏发电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 80%~90%，不考虑储能问题，在发电方面，发电成本明显低于燃煤发电。业内人士估计，仍有一定的下降空间。
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光伏领域，还发生在风能等领域，这就是技术进步的潜力所在。我们正在应对气候变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人们有时并不那么自信。是什么原因？成本还是很高的。但技术创新改变了这一点，可以增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第四，它可以产生更多的额外效用或福利，并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新能源智能汽车市场份额近期已达20%。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不能说不注重碳减排，但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成功。舒适度高，操控感与以往大不相同，自动驾驶能力逐步提升。
除了电动化，更智能、共享等。简而言之，吸引消费者的大部分好处可能不在碳减排范围内，这意味着对社会的好处超出预期。也就是说，我们开发新能源汽车的初衷是为了减少排放，但是在做出这个产品之后，它带来的一些其他功能或好处远远超出了初衷。
五是触发和加速能源等高碳产业数字化。我们最近也在做数字经济的研究。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所有行业最终都会转向数字经济。
即使没有双碳压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碳行业也将进入数字化转型，但过程可能相对缓慢。创新的碳减排已经触发并加速了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有可能推动它们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
总体而言，创新减碳已经启动并引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数字化进程，远远超出减碳预期。我在这里做了区分。在原循环中进行递减型减碳和效率型减碳，体现防御策略。当这种震惊来临时，我该如何守住阵地，或逐渐退却。创新的碳减排是一种积极的战略。应该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进取战略有所认识和展望，但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仍处于防御战略。挑战在于如何尽快做到这一点。采取激进的策略。
从激进策略来看，创新减碳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市场激励。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碳排放交易市场。对于碳排放等具有全球外部性的项目中国能源发展基金会，不可能指望市场发挥直接作用。首先，政府要介入，政府要“创造”市场。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领袖提出对碳定价，具体方式包括配额交易和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无论是最早的新兴欧洲碳市场，还是刚刚开始运营的全球最大碳排放市场，实际的运行状况似乎都与预期相去甚远。
除了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都存在结构性缺陷。例如，只有一些高排放的行业和公司被纳入市场，这远远不是“接受者”的范围。这不仅覆盖面不够，而且不公平。明显地;配额初始分配基本免费，实际支付只发生在“调整盈亏”环节；配额分配从历史法向基准法的转变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应的安全和稳定，配额发行规模很难减少太多。在许多情况下，监管机构很难区分供应安全是现实还是生产者的借口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碳排放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调节供需、促进创新的相关功能将大打折扣。
目前的碳排放权市场主要是为现有的能源部门提供服务中国能源发展基金会，或为防御性策略提供服务。对于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生产者来说，提高碳生产率很重要，主要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减少碳排放，并通过出售节省的碳配额来获利。
从市场设计动机来看，预计生产者将通过创新和采用新技术来提供低碳或零碳产品。原生产者往往存在路径依赖，缺乏动力，对技术创新缺乏兴趣。
所谓的颠覆性创新者，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以前是没有这个行业的。我国现在从事风电和光伏的很多人以前没有从事过能源行业，创新者往往在圈外。
同时，为防止高碳生产通过购买碳汇来缓解自身的节能减排压力中国能源发展基金会，目前我国碳排放权市场CCER等碳汇交易暂停交易，约开始，但仍有5%的比重限制。与这么多创新产品相比，严重不对称，难以起到激励作用。因此，我们看到最具活力和创新的碳减排很少受到市场激励措施的青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转向积极的减排战略，专注于创新的碳减排。这又回到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基本战略中国能源发展基金会，聚焦增量，扩大增量，逐步以增量代替存量。我们为增产促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这种激励不限于几个措施，应该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
第一支柱是建立以增长为导向的碳汇市场，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我想用一个不一定准确的词，称之为不断增长的碳汇。生产了一种产品，但减少了碳排放。这种减少是由于使用了新的低碳甚至零碳技术。用这种方法代替原来的方法后，减少或抵消了一部分碳排放。标准声明是在获得相同产量的情况下，采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与原高碳基准生产方法相比，碳排放量的减少或抵消。
有同志说，要搞这个市场，还需要原来的碳排放权市场吗？我认为这两个市场可以齐头并进。也不排除未来会开放这两个市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现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可以继续发展，甚至扩大其范围，但其重点是提供高效的碳减排。市场。增长型碳汇市场应关注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即通过产品替代和技术替代实现碳排放的相对减少，以及碳排放的相对减少或抵消。
这个市场应该是比较包容的，包括绿电这样的绿色能源产品。此外，它还包括来自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化学品等高碳行业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产生以增长为导向的碳汇，如绿色能源。氢炼钢等还可以包括森林碳汇等负碳技术产品。
我要补充一点，它还可以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交易。消费排放在全社会排放中占比较高。我看到一些数据可能比生产部门的数据还要大。在这个阶段，仍然需要排放一定量的碳。碳排放是生产要素。排污权应该如何分配？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就是理论界讨论的气候正义问题。
气候正义或碳平等体现在个人消费领域，体现在碳排放配额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对于一些消费水平高的人来说，给他们的碳配额还不够，可以买那些还没用完的人的配额，也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增长碳汇来平衡自己的账户。未来增长的碳汇市场，既可以是机构参与者，也可以是个人参与者。
这个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全国市场可以由国家发行，也可以由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专项资金。如果开发当地市场，当地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相当于过去几年对类似的创新产品提供补贴资金。资金入市后，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先按一定价格购买，购买后投放市场流通。
市场上碳汇的价格随供需关系而波动。该价格体现了对技术创新和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价和奖励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在这个市场上的资金投入来调整对创新的激励。
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愿减排责任制。
增加优先度的关键是扩大市场对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需求，这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制的有效性。我国现在已经制定了减排目标，但是责任落实还不够。它必须在各个层面实施。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国际《巴黎协定》的原则。过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想减排都有各自的理由。 《巴黎协定》允许各国自愿报告其减排责任，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报告。
在国家总体减排目标下，各地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也应该有一定的主动性和挑战，符合1+N政策，落实下期将出台的双碳目标步。 ，形成区域减排计划和从省、市、县到开发区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一个地区或企业完成减排任务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自行减排。过去提到的节能减排，主要是增效减排，直接下压；二是自行增产。碳汇产品；三是通过市场购买增长型碳汇。有的地方生产高碳产品，效益非常好。你不愿意撤回它们。然后你可以用这笔资金购买以增长为导向的碳汇。
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地方正在发展零碳公园和低碳公园。他们虽然很先进，但有回报吗？很多低碳、零碳产品都是成长型碳汇产品，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有收入。
每个地方都允许有差异，差异可能很大。通过市场，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减排指标和进度。在一些地方，高碳产业利润很高，没有必要立即全部停止。在实践中，不可能停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帐户，并且有机会。市场正在调整不同主体的利益。
但是要有这个责任制，只有有买家，市场才会活跃。减排责任制将持续拉动对绿色科技产品的需求，进而带动增量扩张，进而推动转型进程。
第三个支柱是加快建设以碳核算和碳核算为重点的绿色微基础设施体系。
无论是推进增长型碳汇市场建设，还是完善减排责任制，前提是要有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
在碳核算的初始阶段，可以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先了解基本情况。同时，一般应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
在企业推进ESG评估，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率先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披露制度。将更多融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各类金融产品，为绿色科技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有的同志说，三柱制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增长型碳汇如何确认，有国内外标准，不合规可能是假的；另外，减排责任制如何落实到各个主体，很多交易都是合同关系。
刚才我强调了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潜力巨大，已经有成功案例。
三大支柱不一定是建立实体市场或场地中国能源发展基金会，而是建立数据系统。这三个被打包成一个东西。所谓的市场交易可以在网上进行。由于这些技术特点，三支柱体系的起步阶段可以通过建立一套数字系统，在一些地方，比如一个省，甚至一个市，来完成。
推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政策创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验有效结合，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会说，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跨越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着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实行，经济特区能不能实行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绿色转型，特别是如何实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上的“双碳”目标。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很多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仍应鼓励探索和试错。
bobty综合体育在顶层设计指明方向、划清底线的前提下，仍然要激发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短期内不确定和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和基层执行。尝试，通过反复试验找到正确的方法，总结改进，然后大规模推广。